花房里的答案
我用力走遍这座城的大街小巷，鞋跟敲过青石板路时会发出细碎的“嗒嗒”声，像在重复一句没说完的问话——你看，我又来寻了，这次会不会离父亲杨守业的过往更近一点？会不会找回那些被时光藏在街巷褶皱里的故事？
初春的风还带着点凉意，吹得巷口老槐树的枝条轻轻晃，我裹了裹衣领，继续往前走。路过卖早餐的铺子时，蒸笼里飘出的肉包香气裹着白雾漫过来，这味道太像多年前父亲送我上学的清晨。那时候天不亮他就起床，在煤炉上热两个肉包，自己啃一个冷馒头，却把热乎的肉包塞给我，说“快吃，别凉了，上课才有精神”。现在我总在早餐铺前多站一会儿，不是想买什么，只是想再闻闻这熟悉的香气，好像闻着闻着，就能看见父亲骑着那辆旧自行车，后座上坐着背着书包的我，车轮碾过晨光里的露水，留下一串“咯吱咯吱”的响。
走得久了，鞋底沾了些尘土，我在路边的石阶上坐下，看着来往的行人。不远处的老墙根下，几个老人凑在一起下棋，棋子落在棋盘上的“啪啪”声，让我想起父亲退休后，也总爱跟邻居在巷口下棋。他下棋时很认真，眉头皱着，手指捏着棋子半天不落下，输了也不恼，只笑着说“再来一局”。有一次我替他悔棋，他还板起脸说“下棋要讲规矩，做人也一样”，现在想起那句话，才明白他是在教我做事要踏实，不能投机取巧。
歇了一会儿，我又站起身，继续往“崔记花房”的方向走。之前问过街坊，说崔阿姨的花房还在老地方，只是周边的房子拆了又建，多了些陌生的商铺。我怕走岔路，每过一个路口都要多看几眼路牌，心里既期待又紧张——不知道崔阿姨还记不记得我，不知道她能告诉我多少关于父亲的事。毕竟，她是父亲的老同事、老领导，也是爷爷杨承祖在世时的常客，更是曾经当过老师的人，是少数几个既能懂父亲工作，又能看透人心的长辈。
终于，在踏遍无数条喧闹或寂静的街巷后，我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停住了脚步。那方“崔记花房”的木质招牌挂在院门上，边缘泛着磨损的痕迹，漆皮掉了几块，露出里面浅褐色的木头纹理，像老人脸上的皱纹，藏着岁月的故事。招牌下方的门缝里，能看见里面探出的月季枝条，粉的、红的花苞缀在上面，透着生气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手指在拨号键上顿了顿，才按下那串记了很久的号码。
听筒里的忙音像鼓点，敲得人心慌，我捏着手机的指尖都有些发紧。连问了两遍“是崔阿姨吗”，才听见那头传来温和的应答，像春日里晒暖的棉絮，一下子把紧张的空气揉软了。“您在花房吗？”“我在呀，正洗衣服呢。”热络的语气裹着水声传来，我仿佛能看见崔阿姨坐在院子里的洗衣盆前，搓衣板“嘎吱嘎吱”地响，泡沫沾在她的袖口上。“想找您有点事”，我刚说完半句，就被崔阿姨一句“来吧，我在花房等你，院门没锁”打断，那股亲切劲儿，仿佛我们昨天才见过面，没有半点生分。
挂了电话，我推着停在路边的旧自行车往花房走。这辆自行车还是父亲当年骑过的，车架上的漆皮已经剥落，车座也换过一次，但我一直没舍得扔，总觉得骑着它，就能离父亲更近一点。车轱辘碾过石板路时，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响，像在跟着我一起盼，盼着快点见到崔阿姨，盼着听到更多关于父亲的往事。
刚推开花房的院门，就看见崔阿姨从屋里走出来。她穿着一件浅灰色的外套，袖口卷到小臂，手上还沾着没擦干净的水珠，显然是刚放下洗衣盆。她没涂一点粉黛，头发用一根黑色的皮筋简单扎在脑后，眼角眉梢带着岁月留下的淡淡纹路，但笑起来的时候，眼睛弯成两道月牙，格外亲切。“你可算来了，快进来，外面风大。”她快步走过来，伸手接过我手里的自行车，把车停在院子角落的葡萄架下，又拍了拍我身上的尘土，“路上冷不冷？我看你穿得不多。”
“不冷，崔姨，走一路还热乎着呢。”我笑着回答。她拉着我的手往花房里走，掌心的温度很暖，带着洗衣液的清香，像小时候她拉着我去买糖时的感觉。“你们家人我都熟悉，你们那个晋柏村的人我也都熟！”刚进花房，崔阿姨就打开了话匣子，她拉我坐在靠窗的藤椅上，又转身从柜子里拿出一个搪瓷杯，倒了杯温水递过来，“我是1974年4月10号上山下乡来的晋柏村，那天早上天还下着小雨，我背着个大包袱，跟着知青队的人一起下了火车，又坐了两个小时的拖拉机，才到村里。后来1978年12月份回的厂，算下来在晋柏村待了整整五年——这五年啊，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时光！”
她捧着杯子，指尖轻轻摩挲着杯沿，眼神里泛起了回忆的柔光：“那时候有父老乡亲的照顾，陈书记总给我们送自家种的蔬菜，你本家爷爷杨建国手把手教我们种地；还有田间地头的劳作，春天插稻秧，夏天割麦子，秋天掰玉米，冬天积肥，累是真累，可现在想起来，全是青春的味道。那是我们曾经鲜活的青春，是现在回头看满是念想的过往。后来我就到洛阳石化上班了，才算真正安定下来。”
我捧着温热的搪瓷杯，听她慢慢讲着，时不时点头应和。杯子上印着“劳动最光荣”的字样，漆已经掉了不少，一看就是用了很多年的老物件。“当时接待我们的是你们村的陈书记，高高瘦瘦的，说话特别温和，还帮我拎包袱呢。”崔阿姨皱着眉回想，“他叫……叫什么来着？我这记性，越老越不中用了。”“应该是我对门的姑父，他叫陈忠岭。”我立刻接话，生怕打断她的思绪。“哦！对对对对对！就是陈忠岭！”崔阿姨一拍大腿，眼里瞬间泛起光，像突然找到了丢失的宝贝，“我就说这名字耳熟！他儿子叫啥来着？我记得他有好几个娃，小时候总跟在我们知青后面跑。”
“有个儿子叫陈善峰，现在在村里开了个小卖部；还有陈庄，在镇上的建筑队干活；陈龙去年还跟我爸一起钓过鱼呢，最小的那个叫陈虎，现在在外地读大学。”我把知道的都告诉她，看着她连连点头的样子，心里也跟着高兴。“对对对，就是这几个娃！”崔阿姨笑着说，“那老书记人真不错，当时我们知青啥也不会，连锄头都握不好，他天天早上来青年队的院子里教我们，还跟队里说‘知青娃不容易，多照顾着点’。有一次我发烧，还是他让他媳妇给我煮了碗姜汤，喝完浑身都暖了。”
她喝了口温水，又接着说：“后来队里安排帮扶，具体对接我的就是你们老杨家的人——就是你本家爷爷杨建国，对吧？他当时是村里的生产队长，黑黝黝的，特别结实，干起活来像头牛。”“是呢，”我笑着点头，“我爷爷总跟我提，说当年带知青干活，最费劲的就是教你们分辨麦苗和韭菜，他说你们城里来的娃，连草和菜都分不清。”崔阿姨听了，忍不住笑出声，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，像盛开的菊花：“可不是嘛！当时我们跟豫剧《朝阳沟》里唱的一模一样，‘麦苗儿青来菜花儿黄，不知道麦苗儿长得这么旺’，第一次下地锄草，把麦苗当草锄了好几棵，你爷爷气得直跺脚，又舍不得说我们，只能自己蹲在地里把麦苗重新栽上，还跟我们说‘没事，下次看准了再锄’。”
花房里的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，落在崔阿姨的身上，给她的头发镀上了一层浅金色。她身边的月季开得正好，粉的花瓣上沾着水珠，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“后来在你爷爷的带领下，我们慢慢学会了用锄头、用耙子，春天种玉米，夏天割麦子，秋天收红薯，冬天积肥，啥活都能干了。”崔阿姨的眼神飘向窗外，像是在回忆那些遥远的岁月，“那时候你爸守业才十七八岁，也跟着我们一起下地，他比我们能吃苦，天不亮就起来挑水，中午别人歇晌，他还在地里拾麦穗，你爷爷总说‘守业这娃，将来是个能扛事的’。”
我握着杯子的手紧了紧，轻声问：“崔姨，我爸那时候是不是特别瘦？我看他年轻时候的照片，脸尖尖的，眼神却特别亮。”“是挺瘦的，但特别精神！”崔阿姨说，“他那时候总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，袖口卷到胳膊肘，露出结实的小臂。有一次收麦子，我镰刀用得不好，割得又慢又费劲，还把手磨破了，你爸看见，二话不说就过来帮我割，还跟我说‘你歇会儿，我帮你割完’，他割麦子的速度特别快，一会儿就割完了一垄，汗顺着他的下巴往下滴，他都没顾上擦。”
她顿了顿，语气软了些：“那时候你奶奶身体不好，你爷爷又要忙队里的事，家里的重担都压在你爸身上，他白天在地里干活，晚上还要回家给你奶奶熬药、喂猪，有时候我们知青晚上开会，能看见他家的灯亮到半夜。有一次我问他‘守业，你不累吗’，他说‘累啥，我是家里的老大，得撑起这个家’，那时候我就觉得，这娃太不容易了。”
听着这些从未听过的往事，我的鼻子突然有些发酸。原来父亲年轻的时候，就已经扛起了整个家的重担，他那些沉默的日子里，藏着这么多我没看见的苦。我一直以为父亲的苦是从爷爷去世后开始的，却没想到，在他还是个少年的时候，就已经在默默承受生活的难。
“后来你爸去了砖厂干活，对吧？”崔阿姨突然问我，把我的思绪拉了回来。“是呢，”我点头，“他跟我说，砖厂的活特别累，每天要搬很多砖，肩膀都磨破了，晚上睡觉都疼得睡不着。”“可不是嘛！”崔阿姨叹了口气，“那时候砖厂的条件差，没有机器，全靠人工搬，夏天砖窑里的温度能有四五十度，进去一会儿就浑身是汗，衣服能拧出水来。有一次我去镇上买东西，路过砖厂，看见你爸光着膀子在搬砖，肩膀上有一大块淤青，我问他咋弄的，他说‘没事，不小心撞的’，后来才知道，是搬砖的时候没留神，被砖砸到了。”
她又喝了口温水，接着说：“再后来，砖厂效益不好，你爸又去了七联合——可不是七里河啊，是联通的‘联’、合作的‘合’，洛阳石化下边的一个车间。”崔阿姨特意加重了语气，怕我记混，“在七联合的时候，他干的也是体力活，扛管子、卸材料，一点不含糊。后来我在洛阳石化后勤上班，过了几年，你爸也调来了石化，进了绿化队，我们就这么成了同事，一晃就是好多年。”
“原来您还是我爸昔日的领导啊！”我突然想起之前听父亲提过一嘴，忍不住插话。崔阿姨听了，忍不住笑起来，眼角的纹路挤在一起：“啥领导啊，就是在一个部门，我比他早来两年，多懂点规矩罢了。你爸那人实在，干活不用人催，比谁都上心。”
她顿了顿，又想起什么似的：“对了，赶上洛阳石化检修的时候，你爸上班更是辛苦！本来是8小时的班，他常常要上10个小时，最长的一次，足足上了14个小时——那天是厂里要紧急开工，得往设备里加一种特殊材料，他得戴着活性炭口罩作业。你也知道，有些车间检修后怕有残留毒气，对身体不好，劳动防护这一块半点马虎不得，他戴着口罩闷得慌，却硬是撑到了最后，没喊过一句累。”
“这些我知道！”我立刻接话，心里满是共鸣，“后来我也在洛阳石化上了二十来年班，石化里的这些事，我门儿清。有时候检修完的车间，光通风就要好几天，进人之前还得测有毒气体浓度，就是怕出意外。”崔阿姨听见我这么说，眼里露出欣慰的神色：“可不是嘛！你在石化待过，就知道这份工作的不容易。那时候你爸总说‘干一行就得敬一行’，哪怕戴着口罩憋得难受，哪怕加班到半夜，他都从来没抱怨过。”
我听着，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着，疼得慌。原来父亲在石化的那些年，还有这么多我不知道的辛苦。我只记得他下班回家后，总爱坐在门槛上抽根烟，眉头偶尔会皱着，却从不说自己累，现在才明白，他那皱着的眉头上，藏着多少工作的疲惫。
“你爸在绿化队干活那叫一个兢兢业业，不管是栽树还是修剪花丛，都做得又快又好。”崔阿姨的语气又轻快起来，脸上露出了笑容，“有一年夏天，厂里要在办公楼前种一排梧桐树，天气特别热，别人都想早点下班，你爸却非要把树坑挖得深一点，说‘坑深点，树才能扎住根，长得旺’，他顶着大太阳，挖了一下午的坑，衣服全湿透了，却一点怨言都没有。”
“同事们是不是都特别喜欢他？”我问。“那当然！”崔阿姨肯定地说，“你爸人品好，热心肠，谁有难处他都愿意帮。有一次队里的老王家里有事，想请几天假，又怕扣工资，你爸听说了，主动跟领导说‘我替老王上班，不用给他扣工资’，他连着替老王上了一个星期的班，每天早出晚归，却没跟老王要过一分钱。还有一次，我在食堂打饭，忘了带饭票，你爸看见，二话不说就把他的饭票给了我，说‘你先吃，我再去买’，其实他那天只带了一张饭票，后来他自己啃了个馒头当午饭。”
我听着，心里暖烘烘的，又忍不住提了一句：“崔姨，我在小说里也如实写了，我爸他脾气不太好，有时候容易急，跟人说话声音大。”崔阿姨笑了，点头承认：“确实，你爸性子直，是个急脾气，有时候跟人意见不合，就容易吵起来，但他心眼绝对不坏，都是刀子嘴豆腐心。有一次他跟队里的老张因为种树的事吵了起来，吵得特别凶，后来知道老张家里有困难，他还主动给老张送了些钱，说‘别跟家里人说，是我借你的’。”
她顿了顿，又说：“那时候我还总劝他，烟少抽点，对身体不好，他总说‘没事，解乏’。他烟瘾大，尤其是在干活累的时候，总爱蹲在地上抽根烟，烟袋杆是你爷爷传给他的，黑黝黝的，磨得发亮，他宝贝得不行，每次抽完都要仔细擦干净，放在口袋里。有一次烟袋杆不小心丢了，他急得到处找，连饭都没吃，后来在草丛里找到了，他高兴得像个孩子，还跟我说‘这烟袋杆跟了我十几年，不能丢’。”
花房里的风轻轻吹过，带着月季的香气，让人心里很平静。崔阿姨看着我，眼神里满是温柔：“后来你考上了河南大学，你爸高兴得好几天没睡着觉，见人就说‘我儿子考上大学了，是我们家第一个大学生’。他还特意请我去家里吃饭，做了一桌子菜，喝了不少酒，喝醉了就拉着我说‘崔姐，你看我儿子多争气，将来肯定有出息’，那时候他眼里的光，我到现在都记得。”
“我上大学的时候，我爸是不是特别舍不得？”我问，想起开学那天，父亲送我到火车站，一直站在站台边，直到火车开了，他还在挥手。“可不是嘛！”崔阿姨说，“你走的前一天，他来花房找我，跟我说‘崔姐，我儿子要去外地读书了，我有点放心不下’，说着说着，眼睛就红了，他还不好意思地擦了擦，说‘你看我，多大岁数了还掉眼泪’。其实我知道，他是舍不得你，怕你在外面受委屈。”
她又喝了口温水，话锋一转，关切地问：“对了，你现在什么状况呀？听你爸以前提过，你一直在外地忙。”
“是啊，崔姨，我现在整天在外地跑，很少回这边。”我笑着回答，“家里有两个儿子，大儿子已经在南京上大学了，小儿子刚上小学三年级，差了快十岁，身边人都说我们俩口子心大。”
“哎哟，这年龄差距是有点大，你这生活压力肯定不小啊！”崔阿姨叹了口气，眼里满是体谅。
我却笑了，拿起搪瓷杯喝了口温水，语气轻松：“姨，我觉得啊，咱们过日子不用想那么远。今天中午吃米饭还是吃面条，这才是眼下要琢磨的问题；至于昨天吃的烤鱼合不合胃口，或者明天是去吃海底捞，还是在家煮碗甜面叶，那都是明天的事，想多了也没用。”
崔阿姨听完，眼睛一亮，忍不住称赞：“小伙子，你这心态是真通透！比你爸当年活泛多了。”
“不是我通透，是这么多年经过的事多了，琢磨明白了。”我轻轻摇了摇头，语气里带着几分感慨，“不是事把人搞懂了，是人经过事之后，把事看透了，把人想明白了，也就没那么多内耗了。所以我今天来寻您，就是想多听听我爸的事，把《父亲的老烟袋》这篇文章写得更充实，也算是给我自己、给孩子们留个念想。”
崔阿姨的眼神软了下来，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背，语气带着长辈特有的温柔：“守业走就走了，有些事啊，咱们拦不住，也别总想着改变过去。我知道，你现在想起他，可能会琢磨哪件事没做得好、哪句话没说到位，越想心里越愧疚，越想越难过，但这些都不是你的错，日子往前过，才能对得起他的心思。”
我眼眶一热，轻轻点了点头：“您说得对，有时候夜里睡不着，我就总想起小时候跟他吵架的样子，后悔那时候没多让着他点。”
看着我泛红的眼眶，崔阿姨没再多说安慰的话，只是安静地陪着我坐了一会儿。花房里很静，只有风吹过叶片的“沙沙”声。我突然想起，她不仅是父亲的同事和领导，早年还当过老师——难怪她说话总能说到人心坎里，不管是工作上的劝导，还是现在的开解，都透着一股让人安心的力量。这份善于体察人心、化解心结的本事，想必是她在讲台上、在车间里，多年积累下来的温柔。
过了一会儿，崔阿姨才重新开口，语气又回到了之前的温暖：“有一年我还去过你家，见了你妈妈一面，是不是你哥结婚那年？”
“对！崔姨您记性真好！”我立刻点头，眼里泛起光，“那年您穿了件浅紫色的外套，跟我妈坐在院子里聊了好久，你们单位还来了好多同事，热热闹闹的，我到现在都记得。”
“是吗？我还以为你那时候年纪小，早忘了呢！”崔阿姨笑了，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，“没想到你这孩子记性这么好。”
“这么大的事哪能忘啊！”我也笑了，“贵人上门本就是难得的事，再赶上我哥结婚，这是喜上加喜，对我们家来说是天大的喜事，我怎么会不记得？”
“哎哟，这小嘴就是会说！”崔阿姨被我逗得笑出了声，“跟你爸那闷葫芦性子一点都不像，他这辈子都没说过这么软和的话。”她顿了顿，话锋轻轻一转，“不过说起来，你爸和你妈妈两个人，性子确实不太合，你爸急，你妈燥，俩都是直脾气。”
我握着杯子的手紧了紧，轻声说：“您说得对，以前我总觉得家丑不可外扬，现在也能坦然说了。他们俩经常因为一句话没对上，就吵起来，声音大得邻居都能听见，可吵完没一会儿，我妈还是会给我爸留饭，我爸也会默默把我妈摔在地上的碗捡起来洗干净。”
“可不是嘛！”崔阿姨叹了口气，“你爸在单位跟我说话也是这样，一着急就扯着嗓门，我从不跟他争，就说‘老杨，先别激动，听我把话说完，你再琢磨’。过不了多久，他准会挠着头过来道歉：‘崔姐，你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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