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七八年的夏天，是被命运烙下双重印记的季节。
老黄历翻过了一个完整的六月，后面又缀了一个闰月。天像漏了地的火炉，把两个六月的暑气，毫无保留地倾泻在豫东的平原上。杨树叶子卷成了焦黄的螺旋，蝉声被热浪揉碎。拉长成一片昏昏欲睡的嗡鸣，仿佛大地在午梦中喘息。
就在这闰六月的第十六天，日头最毒的正午时分，我！一个才满七个月的女婴，仿佛不堪这世间的闷热与等待，急匆匆地、跌撞着，降生于此。
我的降临是一场狼狈的喧嚣。
就在母亲怀着我七八个月的时候，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。她在市烟厂上班，身子越来越沉，每日往返的路，显得格外漫长。一日，她图省事，不愿绕远，便挺着浑圆的肚子，笨拙地试图翻越一扇矮窗。她双手撑住窗台，额上沁出细密的汗珠，脸颊因用力泛起潮红。恰被一位老师傅看见，她急步上前，几乎是喝止着让她下来：“爱景！这可不敢跳！你还怀着娃呢！--老话说这样跳窗户，生出来的孩子会成哑巴！”母亲一时怔住了，讪讪地退了下来，脸上掠过一抹将信将疑的惧色。
而不久后的那一日，她腹中突如其来地翻江倒海，剧痛如绞……
奶奶韩玉兰当时就在近旁。她一见母亲瞬间煞白的脸和额头迸出的冷汗，自己那张绷得紧厉的面容，也顷刻间失了血色。
“建生家的！你这……这可咋弄！”奶奶罕见的慌了神，嗓音都变了调。但只一刹那，她猛地一跺脚，那股拉石头生产队队长的利落劲顶上来了，冲散了恐慌。“景！别怕！娘在！”她旋风般地冲出了门，踢拉着一双沾泥的旧布鞋，几乎是小跑着寻来了街道主任。又从不知哪个角落推来一辆木架子车，轮子吱呀作响。她胡乱铺上一床洗白了的旧褥子，和主任一起，手忙脚乱地将疼得蜷起身子的母亲搀扶上车。母亲那时穿着一件淡蓝色的确良衬衫，早被汗水浸透，紧贴在单薄的背上。
“撑住！医院马上就到！”奶奶嗓音发紧，她双手攥住粗糙的车把，弓着腰，小跑冲出了胡同。烈日灼着她的脊背，汗水很快浸透她那件灰褂子，深色汗渍在肩甲处无声的蔓延。那时的市医院，永远是气味与声响混沌交织的战场。消毒水、汗味、各种难以名状的气息凝结成热烘烘的一团，堵在胸口。人声鼎沸，哭喊声吆喝声不绝于耳。奶奶拉车艰难穿行，不断急呼：“让让！劳驾让让！我儿媳妇快要生了！快让让！”
就在这一片混乱中。不知谁猛撞了一下车辕，本就不稳的架子车骤然一歪，竟整个翻倒！母亲头朝下重重栽倒在地！
“啊--！！！”奶奶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，吓得魂飞魄散。
就在这片狼藉之中，街道主任终于扯着一位白大褂挤过来。医生一看场面，脸色顿凛，短促命令:“快！抬产房！立刻！”
约摸两三个小时后，那几乎掀翻房顶的喧嚣才渐次平息。产房门开，护士捧出一个襁褓，对几乎虚脱、倚墙才能站直的奶奶说：“是个千金。七个月，早了些，但是哭声挺亮。”奶奶长长地、颤巍巍地吁出一口气。她用袖子胡乱抹去满脸汗泪，喃喃道：“闺女好，闺女也好。只要人没事就好……人没事就啥都好。”
谁又能想到，这个哭声嘹亮的女婴，仿佛生来就是为了驳斥那“哑巴”的预言。回家没几天，我便显出了性子。小嘴叭叭不休，咿咿呀呀不停，乌溜溜的眼珠四下打量这崭新的人间，仿佛有问不完的话。这句话，像一句淬炼出的箴言，烙印在我生命的开端，也预言了我未来的人生——无论多么艰难，人没事，就好。而我这与生俱来、驳斥命运的不休，似乎也预示了我将用一生的言语和行动，去诉说、去抗争、去守护。
母亲拖着产后虚弱的身子，望向我，忍不住对奶奶苦笑。那笑容里有一丝如释重负的调侃:“还哑巴呢……你瞧瞧，这小嘴甜的，从睁眼到闭眼就没见她停下来过。她要是知道刚从我肚子里出来一点气息都没有，被医生倒过来抓住她的两只小脚，手啪的一声打在小屁股上，特别特响，你哇得一声大哭起来，别人都说你声音嘹亮，其实是被打的。”
这时爸爸下班回来了问妈妈知道现在几点钟了吗，妈妈说：“我没注意几点钟了，你去堂屋看一下座钟几点了。”一会爸爸回来说：“十二点四十五分。我去给你把饭端过你先吃。趁孩子现在睡了。”
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棂，照在水泥地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母亲爱景坐在我旁边。屋子里静悄悄的，家人都出去上班了，只有我和她。而母亲望着院子里那棵梧桐树发了呆。目光悠远，仿佛穿透了时光，回到了某个被尘埃封存的年月。
我安静地躺在她身边。她回过神，对我笑了笑，那笑容里带着一种我那时还无法完全理解的、复杂的温柔和怅惘。她轻轻揽过我，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飘来：“妞，妈给你讲个故事吧，一个…关于妈的故事。”
（一）康师傅的保温桶
母亲的讲述，始于烟厂轰鸣的车间和弥漫的烟草香味。
那时，她才十八岁，是烟厂包装车间的一枝花。个子不高，一米六的个头，在北方姑娘里算娇小的，但身段匀称，充满了青春的活力。她总爱穿一身洗得发白的劳动布工装，却掩不住那份天生的灵秀。两根乌黑油亮的大麻花辫，一丝不苟地垂在胸前，辫梢系着最普通的红头绳，随着她的动作一甩一甩，像跳跃的音符。
她的脸是标准的鹅蛋脸，皮肤是细腻的象牙白，车间里常年不散的烟末儿似乎都舍不得沾染她。最出彩的是那双眼睛——典型的、漂亮的单眼皮，眼型长而尾微扬，是一双极有风情的凤眼。眼神清澈明亮，像蓄着一泓山泉水，眼波流转间，灵动得像会说话。厂里的阿姨们常打趣：“咱爱景这双单凤眼啊，比那些双眼皮的大眼睛还勾人哩！真是个单眼皮美女！”她的眉毛是天然的柳叶形，细长而弯，无需修饰。鼻梁高挺，给柔美的面容添了几分英气。嘴唇饱满，是天然的嫣红色，笑起来时，嘴角上扬，露出两颗小小的虎牙，甜得让人移不开眼。
她性格活泼，爱说爱笑，是车间里的开心果。机器的轰鸣也压不住她银铃般的笑声。那时，有一个姓康的师傅，比她大几岁，是厂里的技术员，为人稳重踏实，话不多，却总在默默关照她。
“爱景，还没吃早饭吧？”每天清晨，母亲刚在工位坐下，康师傅总会“恰好”路过，手里拎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军绿色保温桶，看似随意地放到她工作台边，“俺娘早上熬粥熬多了，非让我带来，别浪费了。”
母亲起初信以为真，还傻乎乎地道谢：“康师傅，代我谢谢大娘！总吃您家东西，真不好意思！”
打开保温桶，里面有时是金黄的小米粥，配着脆生生的腌萝卜条；有时是热气腾腾的豆浆和炸得酥脆的油条；有时甚至是几个皮薄馅大的肉包子，一摸还烫手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这份“多出来的早餐”显得格外珍贵。
康师傅总是摆摆手，脸上带着不易察觉的红晕：“没啥，顺道的事儿。你快吃，趁热。”然后就快步走开，去检修机器去了。
这样的“顺道”持续了小半年。母亲吃得心安理得，只觉得康师傅人真好，他家大娘真热情。同车间的小姐妹看出了端倪，偷偷戳她：“傻爱景！哪是他娘熬多了，分明是康师傅自己起大早排队去买的！你看他看你那眼神！分明是对你有意思！”
母亲的脸“唰”地红了，心跳得像揣了只小兔子，嘴上却强辩：“别瞎说！康师傅是好人，关心同志！”
（二）窗外的告白
直到一个周六的下午，厂里放假。母亲和小姐妹们约着去文化宫看宣传电影。散场时，天色已近黄昏。康师傅不知从哪里冒出来，等在文化宫门口那棵老槐树下，夕阳给他周身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边。
“爱景，等等，俺…俺有话跟你说。”他鼓足了勇气，声音有些发紧，手里紧紧攥着一个牛皮纸包。
小姐妹们嬉笑着推了母亲一把，挤眉弄眼地跑开了。母亲的心跳得更厉害了，低着头，手指绞着麻花辫的梢儿，跟着康师傅走到僻静的墙根下。
康师傅把那个还温热的纸包塞到母亲手里，声音低沉而认真：“爱景，这半年…其实没啥粥，也没啥包子…都是俺…俺自个儿想法子弄来的。俺…俺喜欢你，中不中？俺想跟你…处对象。”
纸包里是两个烤得焦黄喷香的红薯。母亲握着那滚烫的红薯，感觉那股热流一直烫到了心里。她抬起头，撞上康师傅那双真诚又紧张的眼睛，那双总是默默注视着她的眼睛。她心里的那层窗户纸，仿佛在这一刻被彻底捅破了。一股从未有过的、混合着甜蜜和慌乱的暖流席卷了她。
她脸上飞起两朵红云，像天边的晚霞，声音细得像蚊子哼，却清晰地“嗯”了一声，点了点头。
那一刻，康师傅的眼睛像被点亮的星星，瞬间迸发出璀璨的光彩。他搓着手，激动得不知该说什么好，只会憨憨地笑。
然而，这刚刚萌芽的恋情，很快遇到了狂风暴雨。康师傅回家郑重地跟父母说了这事。康家父母一听女方姓“朱”，脸色立刻就沉了下来。
康师傅的父亲，一位读过几天老私塾、颇为迷信的老人，把旱烟袋在鞋底磕得砰砰响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不行！绝对不行！朱吃康（猪吃糠）！这像什么话？！这姓上就犯冲！这是要败家的！咱老康家绝不能娶个姓朱的媳妇进门！”
无论康师傅如何解释“爱景”这个名字多么好，姑娘人品多么贤惠，老人就认准了这个死理，坚决不同意。而母亲这边，我的姥爷朱祥林托人打听了康家的情况后，也皱紧了眉头。康家祖上是小地主，成份不好，在那个年代，这是一道沉重的枷锁。
姥爷吧嗒着旱烟，对母亲说：“景啊，那康技术员人是不错，可他家里那成份…是污点啊！咱家可是清清白白的工人阶级！你跟他处对象，将来要受牵连的！你哥还在争取入党…不能因为他，耽误了一大家子前程！”
母亲的心，一下子从云端跌入了冰窖。
就在这时，经人介绍，奶奶韩玉兰相中了母亲。奶奶那时是街道积极分子，根正苗红，性子泼辣能干，却偏偏看不上温柔秀气的母亲，总觉得她“太娇气”、“不像能过日子的人”。但她又怕自己儿子张建生——也就是我父亲——年纪大了（当时二十八岁），在农村已算大龄，怕他“犯错误”，急于给他找个媳妇拴住他。
父亲张建生那时在肉类供销社上班。一次醉酒后，他竟然用最错误的方式“强要”了母亲。事后，他带着一种破罐破摔的混账和得意对奶奶说：“娘！这下生米煮成熟饭了！我看你还咋拦我！我就认定她了！我都二十八岁了，你这个不同意，那个不同意。你到底想干嘛？老是拦着！”
奶奶气得捶胸顿足，却又无可奈何。为了颜面，也为了尽快了结这桩丑事，她只能捏着鼻子认了，开始张罗婚事。
姥爷朱祥林这边，正为舅舅的婚房发愁。家里房子紧张，舅舅年龄不小了，没说上亲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像样的新房。奶奶家托人来提亲，许下的彩礼颇为丰厚，还暗示结婚后可以帮衬舅舅。姥爷动了心，把母亲叫到跟前：
“景啊，事已至此，那张建生虽然混账了些，但他家是吃商品粮的，两个哥哥都是部队干部，家里有本事的人多。你嫁过去，日子差不了。再说…你哥哥等着房子结婚呢…你定了亲，搬出去，正好把房子腾出来…算爹求你，为了这个家…”
母亲如遭雷击。她哭着抗争过，把自己关在屋里不吃不喝。她想起康师傅温暖的眼神和滚烫的红薯，想起那些清晨的豆浆油条，心像刀绞一样疼。可一边是失身的屈辱和父亲的哀求，一边是渺茫无望的爱情，她一个弱女子，又能如何反抗这命运的巨大车轮？
最终，她眼泪流干了，心也死了。她像个木偶一样，被家人搀扶着，去拍了结婚照。照片上，她穿着借来的红罩衫，脸上没有一丝笑容，那双漂亮的凤眼里，是一片死寂的灰烬。
婚礼那天，迎亲的自行车队来了好多辆，车把上都系着大红花。奶奶觉得丢人，只派了一辆拉砖的架子车，铺上一床旧褥子，就算迎亲了。爸爸和爷爷把奶奶用架子车的主意否决了，全部用自行车迎亲。母亲穿着那件红罩衫，坐在自行车上，听着车铃作响，像在碾碎她所有的青春和梦想。
而就在同一天，那个姓康的技术员，在得知母亲出嫁的消息后，一个人关在屋里，用最决绝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虽被邻居发现及时送医抢救了回来，但在医院里躺了一个多月，人瘦脱了形。
这些，都是很久以后，一位曾是康家邻居的阿姨，在一次偶然遇到母亲时，红着眼圈告诉她的。那位阿姨说：“小康醒来后，千叮万嘱，让我们千万别告诉你。他说…说不能给你添麻烦，让你好好过日子…他希望你永远都不知道…”
母亲听着，整个人像被抽空了灵魂，站在原地，久久动弹不得。冬日的寒风刮过她的脸颊，她却感觉不到一丝冷意，只有心口那片，像是被烙铁烫过，留下了一个永久的、疼痛的烙印。
三年后，听说康师傅身体恢复后，在家人的安排下，也结婚了。母亲得知这个消息后，一个人躲在屋里，默默地流了一场眼泪。那眼泪里，有痛，有悔，有憾，但也有一丝解脱。她希望，那个曾经给过她温暖和真心的人，也能获得俗世的平安和幸福。
母亲的故事讲完了，院子里静悄悄的，只有梧桐树的叶子在风中沙沙作响，像是在为她叹息。她抬手，轻轻抹去眼角不知何时渗出的一点泪光，低下头，继续缝补手中那件永远也补不完的衣服。
阳光依旧温暖，可屋子里却仿佛弥漫着一股来自遥远过去的、淡淡的忧伤。我依偎在母亲身边，似懂非懂，却第一次清晰地触摸到了母亲那鲜活青春下的、深藏的悲剧底色。她那秋波灵动的眼睛，曾映照过怎样的星河与绝望？她那清脆的笑声，又如何被命运的砂轮磨成了如今的沉默？
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，母亲不再仅仅是母亲，她也是一个有着自己惊心动魄故事的女人。而她的故事，从一开始，就写满了时代的无奈、家庭的牺牲和一个女子在命运洪流中，那份无声却巨大的悲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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