越野车驶入疏勒古国遗址范围时，车轮碾过一片散落的陶片，发出清脆的碰撞声。麦麦提指着远处一道低矮的土墙：“那是疏勒古城的西城墙，去年暴雨冲垮了一段，露出了不少文物，我们还没来得及清理。”城墙由夯土和碎石混合筑成，表面布满了风雨侵蚀的痕迹，部分墙体上还能看到当年守卫留下的箭孔，无声诉说着这里曾是丝绸之路北道与南道交汇的军事重镇。
我们在城墙附近的临时营地放下行李，立刻开始勘察。陈默操作无人机升空，屏幕上很快传来遗址的全貌——古城呈方形，四条城墙清晰可见，城内分布着多处建筑遗迹，中央位置有一片明显高于周围的夯土台基，很可能是当年的王宫遗址。“你们看这里。”陈默指着屏幕上的一处区域，“这片遗迹的布局和莎车古国的商贸区很像，说不定也是疏勒的‘万国市’。”
第二天一早，我们兵分两路：沈会长带领一队人前往王宫台基，我和陈默、扎西则去探索“万国市”遗迹。刚走进“万国市”范围，地面上的陶片和器物残件就多了起来。扎西弯腰捡起一块带釉的陶片，釉色呈青绿色，边缘还留着精美的缠枝纹：“这是中原的青瓷！没想到在疏勒能找到这么完整的残片。”我则在一处摊位遗迹下发现了一枚小小的银币，上面刻着罗马的神像图案，背面却印着疏勒文——显然是当年东西方贸易的流通货币。
随着发掘的深入，更多融合多元文化的文物接连出土：一面青铜镜，正面是中原的“规矩纹”，背面却刻着西域的“骆驼载物图”；一把铁刀，刀身是中原的锻造工艺，刀柄却装饰着波斯的宝石；还有一卷残破的丝帛，上面用汉文、疏勒文、梵文三种文字记录着商品交易的账目，详细记载了中原的丝绸、西域的玉石、印度的香料在市场上的流通情况。
“这里果然是东西方贸易的枢纽！”陈默兴奋地拿着丝帛，“你看，这上面记录着一笔交易：楼兰商队用五十匹丝绸，换了于阗的二十块玉石和罗马的十瓶香料，交易地点就在疏勒的‘万国市’。”扎西则在一处建筑遗迹的墙壁上，发现了用朱砂绘制的壁画残片，上面画着不同服饰的人围坐在一起，有的穿中原汉服，有的穿西域胡服，有的穿波斯长袍，显然是各国商人在洽谈生意的场景。
与此同时，沈会长带领的队伍在王宫台基也有重大发现。他们在台基中央挖出了一个方形的石匣，里面存放着一卷用金箔包裹的丝帛，上面用汉文和疏勒文两种文字，记录了东汉时期疏勒国王接受朝廷册封、并与周边古国签订同盟的史实。“丝帛上写着，汉和帝永元六年，朝廷派使者册封疏勒王为‘汉大都尉’，统管西域南道诸国，楼兰、精绝、于阗、莎车等国的国王都亲自前来见证，并共同签订了‘共护商道、互不侵扰’的盟约。”沈会长拿着丝帛，声音难掩激动，“这是目前发现的最完整的西域诸国同盟文书，比莎车的金箔册封文书还要详细！”
在王宫台基的西侧，我们还发现了一处大型的祭祀遗址，遗址中央有一座圆形的祭坛，周围摆放着十二尊泥塑雕像，分别代表着当时西域的十二个古国。每尊雕像的服饰和手持的器物都各具特色——楼兰雕像手持“四灵纹”玉璧，精绝雕像捧着“神鸟纹”丝帛，于阗雕像握着玉石原石，莎车雕像扛着骆驼模型，而疏勒雕像则手持象征权力的权杖，权杖顶端镶嵌着一枚中原风格的龙纹玉珠。“这十二尊雕像，就是当时西域诸国团结一心、共护丝绸之路的最好见证。”麦麦提看着雕像，感慨地说，“以前只在古籍里看到过‘西域十二国同盟’的记载，今天终于见到了实物证据。”
随着发掘工作的推进，我们在疏勒古城的西北角，又发现了一处大型的佛教寺庙遗址。寺庙的佛殿内保存着较为完整的壁画，上面绘制着佛教故事，但人物的服饰和场景却融入了多元文化元素——菩萨的衣纹采用了中原的“吴带当风”技法，飞天的飘带却装饰着西域的“联珠纹”，壁画下方还刻着用汉文、梵文、疏勒文三种文字书写的佛经经文。文物修复师李姐小心翼翼地清理着壁画上的灰尘：“这壁画太珍贵了！它不仅体现了佛教文化在西域的传播，更展示了不同文化在宗教艺术上的融合，在整个西域佛教艺术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。”
在寺庙的藏经阁遗址，我们挖出了大量的经卷和木简，其中不少经卷是用多种文字抄写的，有的甚至是用中原的毛笔和纸张书写，却记录着西域的佛教经典。最让我们惊喜的是，在一个破损的木箱里，发现了几封古代商人的书信，其中一封是楼兰商人写给疏勒商人的，信中提到他带着商队从楼兰出发，经过精绝、于阗，最终抵达疏勒，一路上得到了各国商队的帮助，还详细描述了沿途的风土人情和贸易情况，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和平贸易的珍视。
“这些书信是活生生的历史！”我捧着书信，仿佛能看到当年各国商人沿着丝绸之路往来奔波、互通有无的场景。扎西则拿着一封于阗商人的书信，笑着说：“你看，这封信里还提到，于阗的玉工特意为疏勒商人制作了一批融合了两国纹饰的玉器，准备拿到‘万国市’上出售。这和我们在‘万国市’发现的玉器残件正好吻合。”
疏勒古国遗址的发掘工作持续了半个多月，我们共出土文物三千多件，包括文书、器物、壁画、经卷等，涵盖了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宗教等多个领域，全面展现了疏勒作为丝绸之路枢纽，在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和西域诸国融合中的重要作用。文物局的专家们在现场对文物进行初步鉴定后，一致认为这次发掘是西域考古史上的重大突破，为研究东汉时期西域的政治格局、经济贸易和文化融合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实物证据。
离开疏勒那天，当地的村民们自发地来到营地送行，他们手里捧着新鲜的水果和自家烤制的馕，非要塞给我们。一位名叫买买提的老人拉着我的手，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说：“谢谢你们，让我们知道了自己的家乡有这么辉煌的历史。以后要是还来，一定要到我家做客！”
越野车驶离疏勒古城，我回头望去，夕阳下的城墙和遗址渐渐模糊，却在我心中留下了清晰的印记。陈默打开地图，指着疏勒以西的方向：“根据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记载，疏勒以西是大宛古国，那里以产良马闻名，当年张骞出使西域，就是从大宛带回了汗血宝马。大宛作为丝绸之路西端的重要国家，肯定和疏勒、于阗、楼兰等国有过密切交流，说不定能找到更多东西方文化融合的线索。”
我掏出爷爷的日记，在最后一页写下：“疏勒古国遗址发掘完成，出土大量多元文化融合文物及西域十二国同盟文书，证实疏勒在丝绸之路中的枢纽地位。下一站，大宛古国遗址，继续探寻东西方文明交流的足迹。”
车子在戈壁上飞驰，朝着大宛古国的方向前进。车窗外，夕阳的余晖洒在无垠的沙漠上，像是为我们铺就了一条通往历史深处的道路。爷爷的玉佩放在手边，温润的触感仿佛在提醒我，我们的探索之路还很长，还有更多尘封的历史等着我们去揭开，还有更多珍贵的文明等着我们去守护。
我看着远方渐渐浮现的雪山轮廓，心里充满了期待——大宛古国，我们来了。
越野车穿过帕米尔高原边缘的峡谷时，寒风裹着碎石子砸在车窗上，发出“噼啪”的声响。阿不都紧紧握着方向盘，盯着前方蜿蜒的山路：“前面就是‘铁门关’，是当年通往大宛的必经之路，地势险要得很，咱们得慢点开。”车窗外的山体呈现出深褐色，裸露的岩石上布满了风蚀的痕迹，远处的雪山在云层中若隐若现，空气中的温度比疏勒低了足足十几度。
我们在峡谷口的牧民定居点停下休整，定居点的负责人库尔班听说我们要去大宛古国遗址，立刻从家里拎来一壶热奶茶：“大宛的遗址主要在西边的‘渴塞城’，现在只剩下断壁残垣了。去年冬天雪化的时候，我在遗址附近捡到过一块带字的木板，你们要是不嫌弃，我拿给你们看看。”他转身进屋，很快拿出一块巴掌大的木板，上面刻着几行模糊的文字，虽然大部分已经磨损，但仍能辨认出几个和疏勒文相似的字符。
第二天一早，在库尔班的带领下，我们朝着渴塞城遗址出发。车子在雪山间行驶了三个多小时，终于看到了一片低矮的夯土残垣——那就是大宛古国的都城遗址。残垣周围散落着大量的陶片和石构件，有的石构件上还保留着精美的雕刻，依稀能看出当年宫殿的恢宏。库尔班指着一处较高的残垣：“那是大宛国王的宫殿遗址，我爷爷说，以前那里还能看到完整的台阶，后来被风沙埋了大半。”
我们沿着残垣展开勘察，陈默很快在宫殿遗址的东侧发现了一个方形的坑穴，里面堆满了破碎的陶罐。他蹲下身，拿起一个陶罐残片，上面的纹饰让他眼前一亮：“这是大宛的‘天马纹’！你们看，这匹马的造型和中原汉墓里出土的‘马踏飞燕’很像，说明大宛的养马文化和中原有着密切的交流。”扎西则在坑穴的角落发现了一枚小小的铜印，印面上刻着一个“汉”字，边缘还刻着大宛文，显然是当年汉朝官员与大宛交往时留下的信物。
随着发掘的深入，更多融合东西方文化的文物接连出土。在宫殿遗址的中央，我们挖出了一个青铜容器，容器的腹部刻着希腊的“葡萄纹”，底部却印着中原的“饕餮纹”，两侧的耳柄则装饰着西域的“联珠纹”——三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元素在这件器物上完美融合，让人惊叹不已。沈会长拿着青铜容器，仔细观察着上面的纹饰：“这件器物太特殊了！它不仅证明了大宛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枢纽，还反映出当时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借鉴和融合。”
在宫殿遗址的西侧，我们发现了一处大型的马厩遗迹，里面散落着不少马具残件。其中一件马衔，是用中原的铁器锻造工艺制成，上面却镶嵌着大宛的和田玉，玉饰上还刻着精绝的“神鸟纹”。“这肯定是大宛国王的御用马具！”库尔班凑过来看了一眼，兴奋地说，“老人们说，大宛的汗血宝马是神山赐予的礼物，国王对马具的要求特别高，没想到还会用其他国家的工艺和纹饰。”
与此同时，另一组队员在遗址的“商贸区”也有重大发现。他们在一处摊位遗迹下挖出了一批银币，这些银币的正面刻着希腊国王的头像，背面却印着大宛的“天马纹”和中原的“五铢钱”图案，显然是当年大宛为了方便与东西方贸易而铸造的货币。我拿着一枚银币，手指拂过上面的纹路，仿佛能感受到当年商队穿梭于丝绸之路、互通有无的繁忙景象。
在商贸区的一处建筑遗迹里，我们还发现了一卷残破的丝帛，上面用汉文、大宛文、希腊文三种文字记录着一笔贸易账目。经过专家的翻译，我们了解到这是一笔汉朝商人与大宛商人的交易记录：汉朝商人用一百匹丝绸，换了大宛的十匹汗血宝马和五十斤玉石，还约定下次交易时，大宛商人将提供更多的宝马，汉朝商人则会带来中原的瓷器和铁器。“这卷丝帛是目前发现的最完整的汉朝与大宛贸易记录！”沈会长激动地说，“它不仅印证了《史记》中关于‘张骞通西域，引进大宛汗血宝马’的记载，还为研究当时的贸易规模和商品种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。”
随着发掘工作的推进，我们在遗址的西北角发现了一处佛教寺庙遗址。寺庙的佛殿内保存着较为完整的壁画，壁画上绘制的佛陀形象，既有印度佛教艺术的庄严，又融入了中原绘画的细腻和希腊雕塑的写实风格。壁画的下方，还刻着用汉文、梵文、大宛文三种文字书写的佛经经文，其中一段经文的落款处，写着“汉永平十年，大宛沙门安清译”——这表明早在东汉时期，就有大宛的僧人来到中原翻译佛经，为佛教文化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在寺庙的藏经阁遗址，我们挖出了大量的经卷和木简，其中不少经卷是用多种文字抄写的，有的经卷甚至是用中原的毛笔和纸张书写，却记录着大宛的佛教经典。最让我们惊喜的是，在一个破损的木箱里，发现了几封古代使者的书信，其中一封是汉朝使者写给大宛国王的，信中提到他奉命出使大宛，带来了中原的丝绸和瓷器，希望能与大宛继续保持友好往来，并请求大宛协助保护汉朝商队在西域的安全。信的结尾处，还提到了楼兰、精绝、于阗等国的国王都对汉朝表示友好，愿意共同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。
“这些书信太珍贵了！”我捧着书信，眼眶有些湿润，“它们真实地记录了汉朝与西域诸国的友好交往，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最好见证。”扎西则拿着一封大宛使者写给疏勒国王的书信，笑着说：“你看，这封信里还提到，大宛的养马专家会去疏勒，帮助疏勒培育优良的马种，这和我们在疏勒发现的马具残件正好吻合。”
大宛古国遗址的发掘工作持续了二十多天，我们共出土文物四千多件，包括文书、器物、壁画、经卷、马具等，涵盖了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宗教、军事等多个领域，全面展现了大宛作为丝绸之路西端重要国家，在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和西域诸国融合中的重要作用。文物局的专家们在现场对文物进行初步鉴定后，一致认为这次发掘是西域考古史上的里程碑式发现，为研究西汉至东汉时期西域的政治格局、经济贸易、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实物证据。
离开大宛那天，库尔班和定居点的牧民们都来送我们。他们手里捧着自家烤制的馕和晒干的羊肉，非要塞到我们的车里。库尔班拍着我的肩膀，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说：“谢谢你们，让我们知道了大宛古国的辉煌历史。以后要是还来，一定要到我们定居点做客，我们给你们杀羊、煮奶茶！”
越野车驶离渴塞城遗址，我回头望去，雪山下的残垣在夕阳的映照下泛着温暖的红光，渐渐消失在视野中。陈默打开地图，指着大宛以西的方向：“根据《汉书·大宛列传》记载，大宛以西是康居古国，那里是中亚地区的强国，与大宛、疏勒等国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，说不定能找到更多东西方文化融合的线索。”
我掏出爷爷的日记，在最后一页写下：“大宛古国遗址发掘完成，出土大量融合东西方文化的文物及汉朝与大宛贸易记录，证实大宛在丝绸之路中的重要地位。下一站，康居古国遗址，继续探寻中华文明与中亚文明交流的足迹。”
车子在雪山间飞驰，朝着康居古国的方向前进。车窗外，寒风呼啸，雪花开始飘落，远处的雪山在风雪中若隐若现，像是在召唤我们去揭开更多尘封的历史。爷爷的玉佩放在手边，温润的触感仿佛在提醒我，我们的探索之路还很长，还有更多珍贵的文明等着我们去发现，还有更多厚重的历史等着我们去守护。
我看着远方渐渐清晰的山路，心里充满了期待——康居古国，我们来了。
越野车在风雪中驶入中亚草原时，车轮下的冻土发出“咯吱”的脆响。库尔班裹紧了身上的羊皮袄，指着远处隐约可见的土丘：“那就是康居古国的‘奥什遗址’，以前牧民放羊时，常在那附近捡到铜箭头和陶片。”风裹挟着雪粒打在车窗上，模糊了视线，远处的雪山像是被裹上了一层白纱，在铅灰色的天空下显得格外肃穆。
我们在遗址附近的哈萨克族牧民毡房里落脚。毡房主人阿合买提是个五十多岁的汉子，听说我们要找康居古国的遗迹，立刻拿出一个牛皮袋：“这里面是我父亲年轻时在遗址里挖的东西，你们看看有没有用。”袋子里装着几块铜器残片、一枚磨损的银币，还有一块刻着奇怪符号的木板——木板上的符号和我们在大宛遗址见过的文字有几分相似，却又带着独特的曲线，显然是康居文。
第二天雪停后，我们跟着阿合买提前往奥什遗址。遗址坐落在一片开阔的草原上，四周环绕着低矮的土丘，土丘上布满了人工开凿的洞穴，像是当年的居住遗址。阿合买提指着最大的一座土丘：“老人们说，那是康居国王的‘金帐’遗址，下面埋着不少宝贝，就是挖不动。”
我们先从居住遗址开始勘察。陈默在一个洞穴里发现了一堆破碎的陶罐，陶罐的纹饰很特别——颈部刻着中原的“回纹”，腹部却是中亚风格的“兽纹”，底部还印着一个小小的“汉”字。“这肯定是康居工匠仿照中原陶罐制作的！”陈默小心翼翼地把陶罐残片收好，“你看，这‘回纹’的技法虽然粗糙，但能看出明显的中原影响。”
扎西则在另一个洞穴里有了更重要的发现——一面残破的铜镜，镜面已经氧化发黑，但背面的纹饰依然清晰：中央是康居的“雄鹰纹”，周围环绕着精绝的“神鸟纹”、楼兰的“四灵纹”，甚至还有希腊的“橄榄枝纹”。“这面镜子太绝了！”扎西激动地说，“简直是东西方文化融合的活化石，把我们一路见过的纹饰都集齐了。”
随着发掘范围的扩大，我们在居住遗址的外围发现了一条古代的商道遗迹。商道上散落着不少骆驼粪便和马具残件，最让人惊喜的是，在一处避风的土坎下，我们挖出了一个青铜盒子，里面装着几十枚来自不同国家的钱币——有中原的“五铢钱”、大宛的“天马纹银币”、罗马的“金币”，还有刻着康居文的“铜币”。沈会长拿着一枚罗马金币，仔细观察着上面的花纹：“这枚金币的年代应该是公元1世纪，和东汉时期吻合。康居作为中亚枢纽，果然是各国货币的流通中心。”
在商道遗迹的尽头，我们找到了“金帐”遗址的入口。入口被厚厚的冻土和碎石掩盖，队员们用镐头和铲子挖了整整一天，才清理出一条通往地下的通道。通道里漆黑一片，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土腥味，我们举着探照灯往下走，很快就看到了一座巨大的地宫——地宫的四壁用夯土加固，上面绘制着色彩鲜艳的壁画，虽然部分颜料已经脱落，但仍能看出壁画的内容：康居国王坐在宝座上，接受各国使者的朝拜，使者们穿着不同风格的服饰，有的穿中原汉服，有的穿西域胡服，有的穿希腊长袍，手里捧着各自的贡品——中原的丝绸、大宛的宝马、罗马的玻璃器皿、精绝的玉石。
“这壁画就是‘万国来朝’的真实写照啊！”我看着壁画，忍不住感叹。沈会长则注意到壁画角落的文字：“你们看，这些文字是用康居文、汉文、希腊文三种文字写的，记录的应该是各国使者朝拜的场景和贡品清单。”
地宫的中央，有一个方形的石台，上面摆放着一个巨大的青铜鼎。鼎身上刻满了文字和纹饰，文字是康居文和汉文的对照，详细记载了康居与周边各国的交往历史——其中明确提到，康居曾与汉朝、楼兰、精绝、大宛等国签订盟约，共同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，还派遣使者前往长安朝贡，带回了中原的丝绸、瓷器和先进技术，同时将中亚的良马、香料、玉石传入中原。
“这青铜鼎就是康居古国的‘国之重器’啊！”沈会长激动地说，“上面的文字比任何史料都更详细地记录了康居与各国的交往，尤其是与中原的联系，简直是无价之宝。”
在青铜鼎的旁边，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小型的祭祀台，台上摆放着三尊泥塑雕像，分别代表着康居的“雄鹰神”、中原的“黄帝”、希腊的“宙斯”。雕像的底座上刻着相同的文字：“诸神共佑，四海同源。”专家检测后发现，这三尊雕像的年代相同，都是东汉时期的作品，说明当时康居不仅在政治、经济上与各国交流，在宗教信仰上也呈现出多元融合的特点。
随着发掘的深入，我们在“金帐”遗址的西侧发现了一处大型的仓库遗迹。仓库里堆放着大量的货物残件，包括中原的丝绸碎片、大宛的马具、罗马的玻璃残片、精绝的玉石原石，甚至还有印度的香料残渣。在仓库的角落，我们挖出了一卷保存完好的丝帛，上面用康居文、汉文、梵文三种文字记录着一份“丝绸之路贸易协定”——协定中明确规定了各国商队的通行规则、税收标准、货物保管方式，甚至还提到了设立“商队护卫队”，由康居、汉朝、大宛等国共同派兵，保护商队免受匈奴和盗匪的袭击。
“这份协定太重要了！”陈默拿着丝帛，手都在发抖，“它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‘丝绸之路国际公约’，证明早在两千多年前，西域各国就已经形成了共同维护贸易秩序的意识，这对研究丝绸之路的历史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。”
在仓库的另一个角落，我们还发现了一批木简，上面记录着康居商队的出行日志。其中一卷日志详细记载了一支康居商队从康居出发，经过大宛、疏勒、于阗、精绝、楼兰，最终抵达长安的全过程，日志中不仅记录了沿途的风土人情、贸易情况，还提到了商队在各国受到的热情接待——在疏勒，商队得到了疏勒国王赠送的玉石；在于阗，商队换取了精美的丝绸；在楼兰，商队补充了粮食和水；抵达长安后，商队还受到了汉朝皇帝的接见，得到了大量的赏赐。
“这卷日志就是一部活生生的‘丝绸之路行记’！”我捧着木简，仿佛能看到当年商队穿越沙漠、草原、雪山，克服重重困难，最终抵达长安的场景。扎西则拿着另一卷日志，笑着说：“你看，这上面还提到商队里有楼兰的向导、大宛的马夫、中原的商人，大家一起赶路、一起生活，就像一家人一样。”
康居古国遗址的发掘工作持续了一个月，我们共出土文物五千多件，包括文书、器物、壁画、经卷、钱币、马具等，涵盖了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宗教、军事、贸易等多个领域，全面展现了康居作为中亚枢纽国家，在连接东西方文明、促进西域诸国与中原融合中的重要作用。文物局的专家们在现场对文物进行初步鉴定后，一致认为这次发掘是近年来国际考古界的重大突破，不仅填补了中亚文明研究的空白，更为证明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提供了关键的实物证据。
离开康居那天，阿合买提和牧民们骑着马，一路护送我们到草原边缘。阿合买提送给我们一块亲手鞣制的羊皮：“这羊皮能防潮保暖，你们带着它，继续去寻找更多的历史。以后要是还来康居，一定要来我的毡房，我给你们唱哈萨克族的歌，煮最香的奶茶！”
越野车驶离奥什遗址，我回头望去，草原上的土丘在夕阳的映照下泛着金色的光芒，渐渐消失在视野中。陈默打开地图，指着康居以东的方向：“根据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记载，康居以东是乌孙古国，那里曾是西域最强大的国家之一，与汉朝有着密切的联姻关系，解忧公主就曾嫁往乌孙。乌孙作为丝绸之路北道的重要国家，肯定和康居、大宛、楼兰等国有着频繁的交流，说不定能找到更多关于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的线索。”
我掏出爷爷的日记，在最后一页写下：“康居古国遗址发掘完成，出土大量融合东西方文化的文物及‘丝绸之路贸易协定’，证实康居在连接东西方文明中的枢纽地位。下一站，乌孙古国遗址，继续探寻中华文明与中亚文明融合的历史足迹。”
车子在草原上飞驰，朝着乌孙古国的方向前进。车窗外，夕阳的余晖洒在无垠的草原上，成群的牛羊在远处悠闲地吃草，远处的雪山像是一道银色的屏障，守护着这片承载着千年文明的土地。爷爷的玉佩放在手边，温润的触感仿佛在提醒我，我们的探索之路还没有尽头，还有更多尘封的历史等着我们去揭开，还有更多珍贵的文明等着我们去守护。
我看着远方渐渐清晰的乌孙山轮廓，心里充满了期待——乌孙古国，我们来了。
越野车驶进乌孙山北麓的草原时，车轮碾过青翠的牧草，惊起几只正在啄食的云雀。阿合买提指着远处一片连绵的土堆：“那就是乌孙古国的‘赤谷城’遗址，以前草原上的老人说，那里埋着乌孙国王的宝藏，还有汉朝公主带来的中原宝物。”草原上的风带着青草的香气，远处的雪山融化的雪水汇成溪流，在阳光下泛着粼粼的波光，与康居的苍茫草原截然不同。
我们在遗址附近的哈萨克族牧民定居点停下，定居点的老支书巴图听说我们要发掘赤谷城，立刻召集了几个熟悉地形的牧民：“我年轻时跟着父亲在遗址里放过羊，知道哪里有石头地基，哪里容易出东西。”他从家里拿出一张泛黄的羊皮地图，上面用炭笔标注着几个红点：“这些红点是以前捡到过文物的地方，你们可以先从这里开始找。”
第二天一早，我们跟着巴图和牧民们前往赤谷城遗址。遗址的范围比想象中更大，地面上散落着大量的石构件和陶片，有的石构件上还能看到人工雕琢的痕迹，显然是当年宫殿的建筑残件。巴图指着一处较高的土堆：“这是赤谷城的王宫遗址，下面的石头地基很结实，去年暴雨冲垮了一角，露出过不少木简。”
我们先从王宫遗址开始发掘。队员们用铲子小心地清理表面的土层，没过多久，就挖出了一段石砌的墙壁，墙壁上镶嵌着不少彩色的石子，虽然大部分已经脱落，但仍能看出当年的装饰风格。陈默蹲下身，在墙壁的缝隙里发现了一块小小的玉饰，上面刻着中原的“龙纹”：“这是汉朝的玉饰！肯定是解忧公主或者细君公主带来的。”
随着发掘的深入，更多带有中原风格的文物接连出土。在王宫遗址的中央，我们挖出了一个方形的石匣，里面存放着一卷用丝绸包裹的木简，上面用汉文和乌孙文两种文字，记录着乌孙与汉朝的交往史实。“木简上写着，汉宣帝甘露元年，乌孙昆弥（国王）翁归靡派遣使者前往长安，请求与汉朝联姻，汉宣帝派遣解忧公主的女儿弟史公主嫁往乌孙，继续巩固两国的友好关系。”沈会长拿着木简，声音难掩激动，“这是目前发现的最完整的乌孙与汉朝联姻记录，比《汉书·西域传》的记载还要详细！”
在王宫遗址的西侧，我们发现了一处大型的宫殿残基，残基上散落着不少中原风格的建筑构件，包括带有“回纹”的瓦当、刻着“朱雀纹”的石柱础，甚至还有一块残破的汉砖，上面印着“长乐未央”四个字。“这些建筑构件肯定是从中原运来的，或者是中原工匠在乌孙建造的。”文物修复师李姐小心翼翼地清理着瓦当，“你看，这瓦当的烧制工艺和汉朝长安的一模一样，说明当时乌孙与中原的文化交流已经非常深入。”
与此同时，另一组队员在遗址的“居民区”也有重大发现。他们在一处房屋遗迹里挖出了一批陶器，这些陶器的造型和纹饰呈现出明显的融合风格——有的陶罐是乌孙传统的“双耳罐”造型，却刻着中原的“缠枝纹”；有的陶碗是中原的“斗笠碗”样式，底部却印着乌孙的“狼纹”。扎西拿着一个陶罐，笑着说：“这就是乌孙人和中原人共同生活的证据，连日常用的陶器都融合了两国的风格。”
在居民区的一处窖穴里，我们还发现了一批中原的丝绸和布匹，虽然大部分已经腐朽，但仍能看出精美的花纹，包括“云气纹”“茱萸纹”等汉朝常见的纹饰。其中一块保存较好的丝绸上，还绣着“延年益寿大宜子孙”八个汉字，显然是中原皇室赏赐给乌孙贵族的物品。“这些丝绸太珍贵了！”我捧着丝绸残片，仿佛能看到当年解忧公主带着中原的丝绸、种子和工匠来到乌孙，将中原文化传播到西域的场景。
随着发掘工作的推进，我们在赤谷城遗址的东南角发现了一处大型的祭祀遗址。祭祀遗址的中央有一座圆形的祭坛，周围摆放着十几尊泥塑雕像，分别代表着乌孙的“狼神”、中原的“黄帝”、匈奴的“腾格里”等不同民族的神灵。每尊雕像的底座上都刻着汉文和乌孙文的铭文，记录着雕像的名称和祭祀的用途。“这处祭祀遗址太特殊了！”巴图看着雕像，感慨地说，“它说明当时乌孙不仅与汉朝友好相处，还与周边的匈奴等民族有着文化交流，是多民族融合的最好见证。”
在祭祀遗址的西侧，我们挖出了一批青铜礼器，包括鼎、爵、觥等，这些礼器的造型和纹饰都与中原商朝和周朝的礼器相似，显然是乌孙人仿照中原礼器制作的，用于重要的祭祀和外交场合。其中一件青铜鼎上，刻着一段汉文铭文：“汉元康二年，乌孙昆弥翁归靡作此鼎，以祀天地，以睦汉邦。”“这段铭文直接证明了乌孙与汉朝的友好关系，是无可替代的历史证据！”沈会长激动地说。
在赤谷城遗址的发掘过程中，我们还发现了一处大型的马厩遗迹，里面散落着不少马具残件。其中一件马镳，是用中原的铁器锻造工艺制成，上面却镶嵌着乌孙的和田玉，玉饰上还刻着精绝的“神鸟纹”和大宛的“天马纹”。“这马镳肯定是乌孙贵族的用品，融合了中原、精绝、大宛等多个文明的元素。”陈默拿着马镳，仔细观察着上面的纹饰，“它不仅反映了乌孙与周边各国的文化交流，还体现了丝绸之路贸易的繁荣。”
乌孙古国遗址的发掘工作持续了一个半月，我们共出土文物六千多件，包括文书、器物、丝绸、建筑构件、马具等，涵盖了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宗教、军事、外交等多个领域，全面展现了乌孙作为西域强国，在促进汉朝与西域各国友好交往、推动多民族文化融合中的重要作用。文物局的专家们在现场对文物进行初步鉴定后，一致认为这次发掘是西域考古史上的重大成果，为研究西汉至东汉时期乌孙的历史文化、汉朝与西域的关系以及多民族融合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。
离开乌孙那天，巴图和定居点的牧民们骑着马，举着哈萨克族的马鞭，一路护送我们到草原边缘。巴图送给我们一块亲手打磨的和田玉，上面刻着乌孙的“狼纹”和中原的“龙纹”：“这块玉代表着乌孙和中原永远是一家人，你们带着它，继续去寻找更多的历史，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祖先的友好故事。”
越野车驶离赤谷城遗址，我回头望去，草原上的土堆在夕阳的映照下泛着温暖的红光，远处的雪山和溪流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，渐渐消失在视野中。陈默打开地图，指着乌孙以东的方向：“根据《汉书·西域传》记载，乌孙以东是车师古国，那里是丝绸之路北道的重要交通枢纽，分为车师前国和车师后国，与汉朝、乌孙、匈奴等都有着密切的交往。车师作为汉朝经营西域的重要据点，肯定留下了大量与中原和西域各国交流的遗迹，说不定能找到更多关于汉朝管理西域的实物证据。”
我掏出爷爷的日记，在最后一页写下：“乌孙古国赤谷城遗址发掘完成，出土大量汉朝与乌孙联姻记录及多民族融合文物，证实乌孙在促进汉朝与西域友好交往中的重要作用。下一站，车师古国遗址，继续探寻汉朝经营西域及多民族融合的历史足迹。”
车子在草原上飞驰，朝着车师古国的方向前进。车窗外，夕阳的余晖洒在无垠的草原上，成群的牛羊在远处悠闲地吃草，牧民们的歌声在风中回荡，充满了对这片土地的热爱。爷爷的玉佩放在手边，温润的触感仿佛在提醒我，我们的探索之路还很长，还有更多尘封的历史等着我们去揭开，还有更多珍贵的文明等着我们去守护。
我看着远方渐渐清晰的车师古道轮廓，心里充满了期待——车师古国，我们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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