永和元年(公元345年,乙巳年)
春天,正月初一,皇太后在太极殿设了白色纱帐,抱着皇帝来到殿前。
赵国义阳公石鉴镇守关中,徭役繁重赋税多。要是看到文武官员有长头发的,直接拔下来做冠缨,剩下的给宫里人。长史把这事报告给赵王石虎,石虎就把石鉴召回邺城,让乐平公石苞代替他镇守长安,还征调雍州、洛州、秦州、并州十六万人去修建长安的未央宫。
石虎喜欢打猎,年纪大了后,身体胖得骑不了马,就造了一千辆猎车,定期打猎。从灵昌津往南到荥阳,东边到阳都,这片区域都成了猎场,还派御史监督猎场里的禽兽,谁要是冒犯了这些动物,那可是死罪。老百姓家里有美女,或者好的牛马,御史要是没索要到,就诬陷人家冒犯禽兽,因此被处死的有一百多人。又征调各州二十六万人去修建洛阳宫,征调老百姓的两万头牛,配给朔州的牧官。还增加了女官,分成二十四等,东宫十二等,公侯七十多个封国也各有九等,大规模征选民间女子三万多人,分成三等来分配;太子和各个王公私下又征选了将近一万人。郡县官员一心找美女,好多都是强行抢夺别人的妻子,导致那些女子的丈夫被杀或者自杀的有三千多人。这些女子送到邺城后,石虎亲自到殿前挑选,觉得哪个使者能干,就封十二个使者为侯。结果荆楚、扬州、徐州的百姓几乎都流亡反叛了;那些地方官员因为没能安抚好百姓,被关进监狱处死的有五十多人。金紫光禄大夫逯明趁着侍奉石虎的时候恳切劝谏,石虎大怒,让龙腾卫士把他给弄死了。
燕王慕容皝把牛借给贫苦百姓,让他们在皇家园林里耕种,要收八成的税,要是百姓自己有牛,也要收七成的税。记室参军封裕上书劝谏,说:“古代收十分之一的税,这是天下最公正的税率。到了魏、晋时期,仁政衰弱,借官府田地和牛的,最多收十分之六的税,自己有牛的,收成对半分,也不会收七八成。自从永嘉之乱以来,天下动荡,武宣王用仁德安抚百姓,中原和周边各族的百姓,从万里之外赶来,像小孩子投奔父母一样带着家小归附。所以现在户口比以前多了十倍,没工作的人占了三四成。殿下您继位后,向南打败强大的赵国,向东兼并高句丽,向北拿下宇文部,开拓了三千里土地,增加了十万户百姓,现在应该把园林都开放,分给新归附的百姓,没牛的官府赐给他们牛,不应该再收这么重的税。再说,用殿下您的百姓,耕殿下您的牛,牛不还是殿下您的嘛!要是这样做,等咱们军队向南进军的时候,百姓谁不会拿着吃的喝的来迎接王师,石虎还能跟谁混呢!那些荒废堵塞的河流沟渠,都应该疏通,干旱的时候可以灌溉,发大水的时候能排水。一个人不耕种,就可能挨饿。何况现在游手好闲吃闲饭的有好几万,怎么能让家家户户都富足呢?现在官府机构繁杂,白白浪费俸禄,要是才能不行,都应该清理淘汰。工商业这些次要行业,应该设定固定的人员数量。学生学了三年没成果,只会堵住优秀人才的上升之路,都应该让他们回去务农。殿下您圣德宽厚英明,广泛听取各种意见。参军王宪、大夫刘明都因为提意见违背了您的旨意,主管官员要判他们死罪,殿下您虽然饶恕了他们的性命,但还是免去官职并禁止他们做官。想要别人提意见,却惩罚直言的人,这就像想去南方却往北走,肯定达不到目的啊!右长史宋该等人阿谀奉承,随意弹劾提意见的人,自己没骨气,还嫉妒别人有,蒙蔽您的视听,这是最不忠诚的表现。”
慕容皝看了之后就下令说:“看了封记室的劝谏,我真的很害怕。国家以百姓为本,百姓以粮食为命,可以把园林都开放,分给没田的百姓。实在贫困的,官府给他们牛;有能力又想要官府牛的,都按照魏、晋的旧制度来。沟渠要是真的有好处,要按时修整。现在战事正兴起,立功的人多,今年还不能减少赋税,等中原统一了,再慢慢商议。工商业者和学生都要进行裁减和挑选。臣子向君主提意见,是非常困难的事,就算言辞狂妄,也应该选择好的意见听从。王宪、刘明虽然按罪应该罢黜,但也是因为我没有度量,现在让他们官复原职,继续留在谏官的位置。封裕直言敢谏,很符合臣子的本分,赐给他五万钱。向内外宣告,要是有人想指出我的过错,不管贵贱,都不要有所忌讳!”慕容皝向来喜欢文学,经常亲自到学校讲学,考核的学生多达一千多人,其中有不少滥竽充数的,所以封裕才提到这些事。
【内核解读】
这段关于东晋永和元年(公元345年)的历史记载,如同一面双面镜,映照出乱世中两种截然不同的统治逻辑——一边是石虎的暴虐失道,一边是慕容皝的纳谏图治,两者的对比不仅揭示了政权兴衰的密码,更留下了深刻的治理启示。
暴虐统治的“自我毁灭”:石虎的权力狂欢与民本崩塌
赵主石虎的统治堪称“暴政教科书”。他任儿子石鉴镇守关中时,竟允许其将文武官员的长发拔作冠缨、充作宫用,这种对人格的践踏已突破治理底线;而他本人为满足私欲,征发十六万人修未央宫、二十六万人建洛阳宫,甚至因河桥石料随流而斩杀工匠,将“权力即真理”的逻辑发挥到极致。
更荒诞的是其“猎场治国”——划定千里区域作为私人猎场,以“犯兽”罪名诛杀百馀人,实则是借“护兽”之名行勒索之实;强征三万民女充实后宫,逼死三千馀名女子的丈夫,却对掠夺者封侯嘉奖。这种“以民为草芥”的统治,彻底背离了“君舟民水”的基本逻辑:当百姓被剥夺得“流叛略尽”,当守令因“不能绥怀”而遭诛杀,看似强大的政权早已失去根基。金紫光禄大夫逯明因直谏被虐杀,更堵死了最后的纠错通道,让暴政陷入“愈暴虐愈恐惧,愈恐惧愈暴虐”的恶性循环。
纳谏图治的“清醒尝试”:慕容皝的自我革新与民本觉醒
与石虎形成鲜明对比的,是燕王慕容皝对封裕劝谏的接纳。这段君臣互动堪称乱世中的“治理典范”:封裕直击燕国弊政——税收过重(私牛税七、官牛税八)、苑囿占地、冗员泛滥、学生冒滥,句句切中要害;而慕容皝的回应更显难得:不仅全盘接纳建议,罢苑囿给无田之民、赐牛给贫者,还反思自身“无大量”,恢复直谏者官职,甚至悬赏五万鼓励批评。
这种“闻过则改”的姿态,背后是对“国以民为本,民以谷为命”的深刻认知。慕容皝明白:在政权林立的乱世,民心是最珍贵的资源。他将“税重”“游食”视为亡国之兆,通过“罢苑给田”“裁汰工商学生”释放生产活力,本质上是通过让利换取百姓支持。尤其难得的是他对“谏言”的态度——承认“人臣关言至难”,即使意见狂妄也择善而从,这种胸襟在“拒谏者昌,纳谏者亡”的乱世中,成为燕国崛起的关键伏笔。
两种统治逻辑的碰撞:民本与私欲的终极较量
石虎与慕容皝的统治形成尖锐对比:前者将权力视为满足私欲的工具,以“掠夺-镇压”为核心手段,最终导致“民流政崩”;后者将权力视为整合资源的纽带,以“纳谏-让利”为治理思路,实现“民心凝聚”。这种差异并非个人性格使然,而是统治理念的根本分野——石虎代表“强权即正义”的原始统治逻辑,慕容皝则隐约触及“民为邦本”的治理智慧。
封裕的劝谏与慕容皝的回应,更揭示了“良性互动”的重要性:封裕敢于直谏,源于对政权的认同;慕容皝乐于纳谏,源于对长治久安的追求。这种“臣敢言、君肯听”的机制,让燕国能够及时修正错误,避免重蹈赵的覆辙。而慕容皝“俟中原平一再议减税”的务实,“裁汰妄滥学生”的清醒,更显其治理的理性——既不空谈理想,也不固守错误,在现实约束中寻找最优解。
乱世启示:政权存续的“核心算法”
永和元年的这段历史,最深刻的启示在于:无论时代多么混乱,“民心向背”始终是政权存续的核心算法。石虎的失败不在于疆域不够辽阔、武力不够强大,而在于他将百姓视为对立面,用暴力透支信任;慕容皝的成功也不在于一时的军事胜利,而在于他懂得“让利换认同”,通过尊重民力、接纳批评构建政权合法性。
此外,“纠错机制”的有无决定了政权的生命力。石虎通过杀谏者堵死纠错通道,让小错酿成大祸;慕容皝通过重奖谏言打开纠错窗口,让问题在萌芽阶段得到解决。这两种选择印证了一个永恒规律:任何政权如果失去自我修正的能力,无论一时多么强盛,终将被历史抛弃;而那些能倾听批评、回应民需的政权,即便起步艰难,也能在乱世中找到生机。
从石虎的猎场到慕容皝的庠序,从百姓的流叛到燕民的归心,永和元年的历史碎片拼凑出一个清晰的答案:统治的本质不是权力的炫耀,而是责任的承担——对百姓的责任,对时代的责任,对历史的责任。这或许正是乱世中最珍贵的治理智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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