话说在那个时候，凉国和宋军在武始大泽那儿搅和到一块儿，还为去世的领导办丧事。闰月的时候，宋军到了姑臧这地儿。凉王张祚呢，就想着把张瓘的弟弟张琚和他儿子张嵩抓起来干掉。这哥俩听说了，立马在集市上招募了好几百人，扯着嗓子喊：“张祚这货太不靠谱，我哥的大军都到城东啦，谁要是敢动手，灭他三族！”然后就打开西门，把宋军放进来了。领军将军赵长这些人害怕被治罪，就跑到宫里把张重华的老妈马氏拉出来，拥立凉武侯张玄靓当老大。易揣他们带着兵冲进宫殿，把赵长等人抓起来杀了。张祚拿着剑站在殿上，大喊大叫，让身边的人使劲儿干仗。但这张祚平时太不得人心了，根本没人愿意为他拼命，结果就被士兵给砍了。宋军把他脑袋砍下来，到处展示，还把尸体扔在路边，城里的人都欢呼万岁。最后就用平民的规格把他埋了，还杀了他两个儿子。张混、张琚让张玄靓当了大将军、凉州牧、西平公，还大赦天下，又恢复使用建兴四十三年这个年号。这时候张玄靓才七岁呢。
张瓘到了姑臧，把张玄靓捧成凉王，自己就当了使持节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尚书令、凉州牧、张掖郡公，还让宋混做尚书仆射。陇西有个叫李俨的，占着自己的地盘，不听张瓘的命令，还用东晋那边的年号，好多人都去归附他。张瓘就派手下将领牛霸去收拾他，还没到地儿呢，西平人卫綝也造反了，牛霸的军队一下子就被打散，跑回来了。张瓘又派弟弟张琚去打卫綝，把卫綝打败了。酒泉太守马基起兵响应卫綝，张瓘派司马张姚、王国去把马基给杀了。
冬天十月的时候，东晋让豫州刺史谢尚监管并、冀、幽三个州，镇守寿春。
镇北将军段龛给燕国老大慕容俊写了封信，用表亲的礼仪跟他说话，还不承认他称帝这事儿。慕容俊一下子就火了，十一月的时候，派太原王慕容恪做大都督、抚军将军，让阳骛当副手，去揍段龛。
秦国这边，让辛牢当尚书令，赵韶当左仆射，尚书董荣当右仆射，中护军赵诲当司隶校尉。
十二月，高句丽王高钊派使者到燕国，送了人质，还上了贡品，就为了把老妈接回去。慕容俊答应了，派殿中将军刁龛把高钊的老妈周氏送回高句丽。还封高钊为征东大将军、营州刺史，乐浪公，王的称号照旧。
上党有个叫冯鸯的，把燕国的太守段刚赶走了，占了安民城，自己称太守，还派使者向东晋投降。
秦国丞相雷弱儿这人性格直爽，觉得赵韶、董荣这俩货把朝政搅得乱七八糟，经常在朝堂上公开批评他们，一看到这俩人就气得咬牙切齿。赵韶、董荣就在秦王苻生面前说雷弱儿坏话，苻生就把雷弱儿和他的九个儿子、二十七个孙子都杀了。这下羌族的人都开始有二心了。苻生虽然还在守丧期，但是吃喝玩乐一点没耽误，上朝的时候还带着刀弓，看着大臣们。锤子、钳子、锯子、凿子这些能伤人的家伙，都放在身边。他即位没多久，从后妃、公卿到仆人，一共杀了五百多人，砍小腿、折肋骨、锯脖子、剖腹取胎的事儿，那是经常发生。
燕国老大慕容俊觉得段龛势力还挺强，就跟太原王慕容恪说：“要是段龛派兵在黄河边守着，咱们过不去，就直接把吕护收拾了回来。”慕容恪就先派了些轻装部队到黄河边，准备好船，看看段龛啥想法。段龛的弟弟段罴，又勇猛又有脑子，跟段龛说：“慕容恪这人可会打仗了，而且人家兵多，要是让他们过了黄河，打到城下，到时候就算咱们想投降，估计都没机会了。哥你就坚守城池，我带精锐部队在黄河边抵抗，要是运气好打胜了，哥你再带着大军跟上，肯定能立大功。要是打输了，还不如早点投降，起码还能混个千户侯。”段龛不听他的。段罴一直坚持劝，段龛烦了，就把段罴给杀了。
【内核解读】
这段史料勾勒出十六国时期凉、燕、秦等政权的混乱图景，既是权力更迭的“修罗场”，也是人性弱点与时代困境的集中爆发。从现代视角看，其中的权力逻辑、治理漏洞与个体选择，至今仍有深刻的警示意义。
凉国：权力失控下的“速朽循环”
凉王张祚的覆灭，本质是“暴力夺权者终被暴力反噬”的必然。他试图通过诛杀张瓘亲属巩固权力，却忽略了最核心的统治根基——民心。当张琚、张嵩在集市以“灭三族”为威慑招募力量时，数百人响应的背后，是民众对张祚暴政的集体厌恶；而张祚拔剑督战时无人效命，更是“失道寡助”的直白体现。
更值得玩味的是凉国的权力传承逻辑：从张祚被杀，到马氏被裹挟拥立七岁的张玄靓，再到张瓘进京后“挟幼主掌实权”，本质是“枪杆子决定话语权”的乱世规则。七岁幼主沦为傀儡，大赦天下、恢复旧年号不过是权力洗牌后的“维稳仪式”，却无法改变凉国内部“强臣争权”的隐患——后续李俨割据、卫綝造反、马基响应，本质是权力分散化的必然结果，也印证了“没有稳定治理体系的政权，再华丽的权力仪式都是空中楼阁”。
燕国：战略博弈中的“决策生死线”
慕容俊与段龛的对抗，是“战略远见”与“短视自负”的鲜明对比。段龛的致命失误，在于无视弟弟段罴的理性建议——段罴清晰看透慕容恪“兵多将勇”的优势，提出“黄河拒敌”的止损策略，既符合“御敌于国门之外”的军事逻辑，也为自己留了“战败投降”的后路，是乱世中务实的生存智慧。
但段龛不仅拒绝正确战略，还因“厌烦劝谏”诛杀段罴，本质是“权力自负”扼杀了理性决策。这种“听不进逆耳忠言”的缺陷，在乱世中直接等同于“自断臂膀”——他亲手除掉唯一能对抗慕容恪的人，等同于为燕国大军打开了黄河防线的大门。反观慕容俊，虽有“打不过就撤”的保守预案，却也懂得让慕容恪先派轻兵试探敌情，这种“谨慎与灵活并存”的战略思维，正是燕国能在乱世中立足的重要原因。
秦国：暴政下的“统治自杀式操作”
苻生的统治，是“非理性暴政”摧毁政权根基的典型案例。雷弱儿作为丞相，公开批评赵韶、董荣乱政，本是维护朝堂秩序的正常行为，却被苻生以“听信谗言”为由满门抄斩，不仅自断肱骨之臣，更引发羌族群体的“二心”——要知道，十六国时期政权的稳定，很大程度依赖于对各民族势力的平衡，苻生此举无疑是“主动制造内部矛盾”。
更荒唐的是，苻生在守丧期沉迷享乐，上朝时携带刀弓、放置酷刑工具，甚至以“砍小腿、剖腹取胎”为乐，这种“反人性”的统治方式，彻底打破了“君权虽强仍需底线”的政治共识。短短时间内诛杀五百多人，涵盖后妃、公卿到仆人，本质是“用暴力恐惧替代治理”，而恐惧的尽头必然是反抗——羌族的离心只是开始，这种“自杀式暴政”注定无法长久，也为后来秦国的权力更迭埋下伏笔。
乱世中的个体：在“生存”与“道义”间挣扎
这段史料中的个体选择，折射出乱世中普通人的无奈与困境。张琚、张嵩为自保在集市招募人手，喊出“灭三族”的威慑口号，是“以暴制暴”的生存本能；赵长等人裹挟马氏拥立幼主，是“怕被治罪”的投机选择；段罴提出理性建议却被诛杀，是“忠诚与智慧反遭厄运”的悲剧；高句丽王高钊送质纳贡求回母亲，是“弱国在强权间妥协”的现实；冯鸯赶走燕太守投靠东晋，是“在多方势力中择主而事”的权衡。
这些个体没有绝对的“善”与“恶”，更多是在“乱世生存法则”下的被动选择——当秩序崩塌、生命随时可能被剥夺时，“道义”往往让位于“自保”，“理想”往往屈服于“现实”。这也恰恰印证了：稳定的秩序、健全的规则，才是人性向善、个体能追求更高价值的前提，而十六国乱世的混乱，正是对“失序代价”最沉痛的注解。
综上，这段史料不仅是一段历史记录，更是一面镜子：它照出权力不受约束的疯狂，照出决策失误的代价，照出暴政的短命，也照出乱世中个体的挣扎。即便放在现代社会，其中“民心是执政根基”“理性决策是成功关键”“权力需要制衡”的核心逻辑，依然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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