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7年1月5日清晨,南京复兴社总部的会议室里,暖气开得很足,却驱散不了空气中的凝重。
陈默站在长桌前,手里捧着一份厚厚的书面报告,指尖微微泛白——这是他熬了两个通宵整理的《西安事变情报工作复盘及后续动向分析》,从12月12日事变爆发到24日和平解决,每一个时间节点、每一份情报传递、每一次关键接触,都记录得详尽清晰,却唯独隐去了与中共代表团的直接联络细节。
戴笠坐在主位上,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,目光锐利地扫过报告封面,旁边坐着情报分析处老处长刘静庵和几位核心科室负责人。“开始吧。”戴笠的声音低沉,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。
陈默深吸一口气,翻开报告,语气沉稳地开始汇报:“12月12日凌晨,西安事变爆发后,卑职第一时间通过潜伏人员确认蒋介石安全状况,发现其被扣押于华清池五间厅,东北军卫队营严密看守。随后,卑职利用与张学良副官孙铭九的接触,逐步获取东北军布防情报——第105师、107师进驻西安近郊,控制咸阳机场及陇海铁路,形成‘围而不攻’态势。”
他刻意将情报来源全部归于“潜伏人员”和“孙铭九接触”,绝口不提中共地下党的协助。
翻到“事变和平解决”章节时,陈默语气加重:“此次事变能和平落幕,核心在于复兴社情报传递及时,成功牵制了南京主战派。卑职在西安期间,多次向戴老板传递东北军内部意见分歧情报,同时透露‘中共倾向和平谈判’的动向,让老板能精准判断局势,说服宋子文、宋美龄兄妹赴西安斡旋,最终促成蒋介石先生承诺‘停止内战,联共抗日’。”
这番话既突出了复兴社的“功绩”,又将戴笠推到“关键决策者”的位置,恰好迎合了戴笠的心理。
果然,戴笠嘴角微微上扬,眼神里闪过一丝满意,手指在报告上点了点:“东北军内部的分歧具体有哪些?刘多荃、王以哲这些核心将领的态度如何?”
“刘多荃、王以哲是张学良的嫡系,初期坚决支持‘兵谏’,”陈默快速翻到“东北军将领分析”章节,语气笃定,“但在卑职透露‘南京主战派计划轰炸西安’后,两人态度明显动摇,担心东北军受损,开始私下联系南京主和派。反观东北军少壮派,如孙铭九,虽坚持‘不妥协’,但话语权有限,无法左右大局。”
他一边说,一边将提前整理好的“东北军将领立场对照表”递到戴笠面前,表格上清晰标注着将领姓名、职务、对事变的态度及可争取空间,甚至包括他们的家属住址和社交关系。
这些信息部分来自复兴社潜伏人员,部分则是他从赵镇藩那里获取,再经过“合理加工”,既显得真实可信,又避开了与中共相关的线索。
刘静庵接过对照表,仔细看了几眼,抬头看向陈默,语气缓和了几分:“你在西安能拿到这么细致的将领情报,倒是下了功夫。不过,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,你觉得东北军后续会如何?会不会出现内乱?”
这是个关键问题,也是戴笠最关心的。
陈默早有准备,语气严肃地回应:“卑职认为,东北军短期内不会内乱,但隐患不小。张学良离西安前,已任命刘多荃为代理司令,王以哲辅助,两人能稳住局面;但少壮派对张学良被扣押一事耿耿于怀,若蒋介石后续对张学良不利,少壮派很可能会联合西北军反蒋,甚至投靠中共。建议总部加强对东北军的监控,重点策反刘多荃、王以哲,同时安抚少壮派情绪,避免局势失控。”
这番分析既符合逻辑,又为后续“监控东北军”的任务埋下伏笔,戴笠听完,满意地点点头:“说得有道理。后续华东地区的日特情报要盯紧,东北军的动向也不能放松,你兼顾一下,每周给我一份书面报告。”
汇报进行到尾声,陈默主动提交了《张学良部后续动向预判》,详细列出了三种可能:
一是蒋介石释放张学良,东北军继续驻守西北,配合抗日;二是张学良被软禁,东北军分化,部分投靠南京,部分联共;三是日军趁机挑拨,东北军与西北军、红军爆发冲突。
每种可能都附带了应对建议,既展现了他的分析能力,又巧妙地将“联共抗日”作为最优选项,间接引导戴笠的决策。
戴笠接过预判报告,快速翻阅着,突然停下脚步,抬头看向陈默,眼神变得锐利:“你在西安期间,12月16日下午,有人看到你在中共代表团驻地附近徘徊,甚至与代表团外围人员有过接触,这是怎么回事?”
陈默心里一凛——果然被盯上了!
他早有准备,脸上露出坦然的神色,语气平静地回应:“回戴老板,卑职当时是为了打探蒋介石先生的饮食起居情报。中共代表团刚到西安,与张学良往来密切,卑职想着能从代表团外围人员那里套取一些消息,比如蒋介石先生是否安好,张学良与中共谈了些什么。但那些外围人员警惕性很高,卑职只远远观察了一会儿,没敢靠近,也没获取到实质信息,后来觉得没意义,就离开了。”
他一边说,一边故意露出几分懊恼的神色:“现在想来,当时确实有些冒失,不该轻易靠近中共代表团驻地,差点给总部添麻烦。后来卑职就改变策略,通过赵镇藩、孙铭九这些东北军高层获取情报,再也没去过代表团驻地附近。”
这番话半真半假,既解释了“为何出现”,又强调“未获情报”,还主动承认“冒失”,大大降低了戴笠的怀疑。
戴笠盯着他看了几秒,见他神色坦然,没有丝毫慌乱,便收回目光,语气缓和下来:“以后做事注意分寸,中共代表团背景复杂,不是能随便接触的。你能及时调整策略,通过东北军高层获取情报,还算机灵。”
汇报结束后,陈默走出会议室,后背早已被冷汗浸湿。
他知道,戴笠虽然暂时相信了他的解释,但心里肯定还有疑虑——总部的情报网络远比西安严密,他在西安的每一步行踪,都可能被记录在案,稍有破绽,就会引来杀身之祸。
回到情报分析处的办公桌前,陈默瘫坐在椅子上,端起搪瓷杯喝了口热水,才慢慢平复下来。
桌上的报告还摊开着,他快速将与中共相关的“隐患”全部用红笔圈出,比如“东北军少壮派可能联共”“中共在西安影响力扩大”,这些内容既能满足戴笠对中共的“警惕心理”,又能为后续传递中共相关情报做铺垫。
下午,杨锐凑过来,小声问道:“陈处长,刚才戴老板单独留你说话,没问你在西安的事吧?最近总部在查西安事变期间的人员行踪,听说好几个人因为‘与中共人员有接触’被问话了。”
陈默心里一动,故意压低声音:“问了几句,不过我解释清楚了,就是为了打探委员长的消息,没实质接触。你怎么知道总部在查?”
“我表哥在行动处,昨天跟我透露的。”
杨锐叹了口气,“戴老板对西安事变的情报工作不太满意,觉得有些环节有漏洞,尤其是中共代表团在西安的活动,总部掌握的太少,所以要严查所有在西安的人员行踪,看看有没有人私下跟中共接触。”
陈默心里一紧——戴笠这是要秋后算账!
他必须尽快将这个消息传递给组织,让西安的地下党提高警惕,同时也要做好应对后续核查的准备。
傍晚下班时,陈默特意绕到老吴的钟表铺,以“修表”为由,将“总部严查西安期间人员行踪”的消息传递给老吴,同时叮嘱他:“近期减少与西安地下党的联络,所有情报传递都用密写方式,避免留下痕迹。”
老吴点点头,脸色凝重:“你自己也要多加小心,戴笠疑心重,查不到别人,很可能会盯着你不放。实在不行,就暂时停掉联络,安全第一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陈默点点头,转身走出钟表铺。夜色渐浓,南京街头的路灯亮了起来,他看着往来的行人,心里满是忐忑——这场围绕西安事变的核查,或许才刚刚开始,他的潜伏之路,又将迎来新的考验。
回到住处,陈默打开加密笔记本,写下:
“1937年1月5日,向戴笠详细汇报西安之行,提交书面报告及后续动向分析。将事变和平解决归功于‘复兴社情报及时’,隐瞒与中共直接接触细节;回应‘靠近中共代表团驻地’疑问,以‘打探蒋介石消息’搪塞,暂时过关。获悉总部正严查西安期间人员行踪,重点排查‘与中共接触’人员,已告知老吴加强警惕。后续需谨慎应对核查,减少与地下党直接联络,利用情报分析职务,继续收集华东日特及东北军动向情报,确保自身安全及联络渠道畅通。”
写完,他合上笔记本,靠在椅背上,疲惫地闭上眼。
他知道,接下来的日子会更加艰难,但他别无选择,只能继续在刀尖上行走,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,守护这份潜伏的使命,为将来的全面抗战做好准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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